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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.10.12　 中國時報

卡瑪．辛頓的中國傳奇

林博文

    　能說一口流利京片子的紀錄片製作人卡瑪．辛頓（Carma Hinton），有一段傳奇的人生旅程。中國大陸變色那一年（一九四九），她生在北京，一九七一年才回到美國。卡瑪的故事必須從她的左派父親韓丁（William H. Hinton）開始講起。

    　韓丁十七歲時獲哈佛大學錄取，但卻申請延緩入學，以打工方式遊歷世界一年，歷經日本、朝鮮、中國東北、俄國及歐洲。在哈佛讀了一段時間覺得志趣不合，所學無用，便轉學到以農科出名的康乃爾大學，而使他成為農機專家，一生與農為伍。韓丁於一九四二年讀了美國左派記者史諾（Edgar Snow）剛出版的描述中國共產黨興起的「西行漫記」（Red Star Over China，又譯「紅星照耀中國」），眼界大開，思想大變。他說這本書使他從一個和平主義者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。

    　韓丁一直想再到中國去。機會來了，他在一九四五年被派往美國戰時新聞處重慶分處，目睹國共談判，亦結識了毛澤東和周恩來。一九四七年聯合國救濟及復原總署捐贈一批拖拉機給中國，韓丁成為向中國農民講解使用新機械的指導員之一，後來又到山西華北大學教英文，並在山西長治縣張莊長弓村觀察土地改革。一九四九年韓丁夫婦在北京生下女兒卡瑪（Carma），中文名字叫韓倞（倞讀做亮，但卡瑪現已不再使用這個中文名字）。

    　韓丁於一九五三年韓戰停火那一年隻身回到美國，留妻女在中國。據說他返美的另一原因是他和中共捧為「老大哥」的蘇聯顧問發生衝突。韓丁運氣很壞，他在錯誤的時間回到了錯誤的國家，美國那時正是盲目反共清共的麥卡錫主義當道的時代，全美籠罩於白色恐怖之下。韓丁返美時，海關沒收了他在長治縣觀察土改所作的一千多頁筆記，並把這些筆記交給參院國內安全委員會，這個委員會多次傳訊韓丁，性格耿直的韓丁和幾位參議員對罵。韓丁被列入黑名單，護照被沒收，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」雜誌稱他是「叛徒」。走頭無路的韓丁只好到賓州當農夫，他的母親留下了兩百英畝的土地。

    　聯邦政府於一九五八年發還韓丁的筆記，八年後韓丁出版英文「翻身：一個中國農村的革命紀實」。美國幾家主流出版公司皆拒絕出版「翻身」，最後始由左翼「每月評論」雜誌出書，沒想到極為暢銷，賣了十多萬本，並被譯成十國文字。「翻身」走紅的原因使知識分子都想了解中共的土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韓丁雖對土改提出正面看法，但亦揭露了不少土改的殘酷手段。

    　七十年代初美中關係開始解凍，周恩來於一九七一年邀請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」韓丁訪問中國，並與睽別十八年的卡瑪重聚。韓丁返美時，卡瑪也跟著父親回到她從未見面的祖國，那一年，卡瑪已經二十一歲。

    　卡瑪回到美國，在賓州和父親一起當農民，父女在七十年代常到處演講說他們在中國的經歷，並帶有一點統戰味道。卡瑪後來進了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，日後曾在蔣宋美齡和希拉蕊的母校麻州韋恩禮學院教中文，並獲得哈佛大學中國美術史博士學位。卡瑪不願意做一個學院派的中國通，她要做一個務實的中國通，她和丈夫高富貴（Richard Golden）及一些朋友組成了長弓集團（Long Bow Group），專門攝製以中國大陸為背景的紀錄片，他們希望通過紀錄片影像，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夠更了解共產黨中國，以及不斷變化的中國社會。西方人（尤其是美國人）很少像卡瑪那樣在動亂的中國大陸出生、成長，親歷、親睹、親聞毛澤東統治下的洪流。

    　維吉尼亞州喬治．梅森（George Mason）大學最近宣布今秋將聘請卡瑪為羅賓遜講座教授。卡瑪說她對中國大陸的看法和她父親「有一點相同，有很大的不同」。韓丁到老仍堅持馬克思主義，他不贊成全盤否定文革，他也對大陸大量引進西方資本感到憂心，認為殖民主義會借屍還魂。

    　韓丁於六年前到台灣演講時心臟病發作，從此健康走下坡，二○○四年五月十五日病逝麻州，享年八十五歲。他的遺孀（第三任妻子）邱廣才是一九六○年赴美的台灣留學生。韓丁的妹妹寒春（Joan Hinton）於一九四八年赴華，一九四九年和韓丁的康乃爾同學陽早（Erwin Engst）在延安結婚，陽早已於三年前去世，寒春仍住在北京。

    　卡瑪近幾年所製作的紀錄片，以「天安門」和「八九點鐘的太陽」最為成功亦最為轟動。「天安門」是描述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運動；「八九點鐘的太陽」則是一部文革紀錄，訪問了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和女兒劉婷、在文革時被殺害的異議分子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，以及曾任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及女兒李南央。敘述了這三個家庭所經歷的人間慘境與悲歡離合，紀錄片亦訪問了當年曾被毛接見的紅衛兵幹將宋彬彬（即宋要武）等人。

    　「八九點鐘的太陽」這個片名乃源於毛澤東的一段話。毛對年輕人說：「世界是你們的，也是我們的，但是歸根結柢是你們的。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，正在興旺時期，好像早晨八、九點鐘的太陽。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。」事實上，包括紅衛兵、紅小兵及其他千千萬萬的年輕人，都是被老毛愚弄的一群。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造神運動中，老毛變成了天神，他的一句話如海嘯排浪，他的指示如地動山搖，年輕人成為老毛改變（糟蹋）中國的工具和犧牲品。

    　「東方紅、太陽升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」。老毛恭維年輕人是「早晨八、九點鐘的太陽」，其實他才是中國大陸唯一的紅太陽。今天，這個太陽已經下山了，在廣大人民的心裏和生活中也已是落日餘暉，但統治者的權柄，還是要依恃「毛太陽」的殘光。

2006.10.13　 中國時報

卡瑪：文革之惡 具普世意義

彭志平/專訪

    　在中國具有傳奇經驗的卡瑪（Carma Hinton）昨晚抵達台灣，將發表她有關於文革、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兩部紀錄片。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，文革雖然發生在中國，但從人性的角度來看，有其世界性的意義，任何社會都可能表現出惡的一面。以下是卡瑪的專訪摘要：

    　問：有關於文革的紀錄片您命名為「八九點鐘的太陽」，這是毛澤東對於年輕人的形容詞；但影片內容又提到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破滅。片名和內容其實就充滿了衝突......

    　答：「八九點鐘的太陽」是很直接的取自於毛澤東的語錄，片子是以青年人的經歷，是四九年前後出生的一代人的經驗；毛澤東講年輕人是八九點鐘的太陽，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的身上，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也對毛澤東充滿信任，所以很直接引用成片名。但雖然毛澤東說年輕人是太陽，其實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是太陽，所以，引用這個片名本身也是一種反諷。

    　問：這部紀錄片從被處死的「人權先驅」遇羅克、毛澤東秘書李銳和其女兒李南央、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遺孀王光美三個家庭出發。您認為這部影片可以對台灣民眾認識文革有怎樣的影響？

    　以人性看文革 學習歷史教訓

    　答：這三個家庭代表不同的意義。從政治階層來看，劉少奇是最高階層，遇羅克則是資本家的後代，屬於最低階層。李銳和李南央的故事可以從四○年代談到八○年代，時間的跨距相當的大。在劇情的安排上，我們避免採取編年史的做法，而是希望從人的心理、人性的角度去看文革。文革雖然發生在中國，但有世界性的意義。

    　文革中展現出的瘋狂、偏執、不寬容，並非共產黨特殊的表現，任何地方都可能表現出惡的一面；當任何團體、社會面臨到外部威脅，往往都展現出惡的一面。而不同的制度對「惡」有一定程度的遏制，但並不保證惡不會發生。例如希特勒、麥卡錫也都表現出惡的一面。文革時期的中國，對整個人類都應該是一種反省，也應使人引以為誡，才會得到比較深刻的歷史教訓。

    　問：「你所看不到的六四天安門」也有許多有別於其他觀點的角度？

    　打倒強權之前 先要設計制度

    　答：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，我並不在北京。我在美國看到每天二十四小時有關於天安門情形的報導，發現美國的媒體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報導的相當簡化，但是對於六四這種突發性的事件卻不停的報導。而且，美國的電視主持人好像都變成了英雄，因為他們發現了如此激動人心的新聞；而中國人在新聞中好像變成了舞台背景。看了讓我感到很不舒服。

    　六四發生的背景，在於改革開放剛開始引發的種種衝突、矛盾。過去的禁忌雖然打開了，但貧富也開始分化了。社會主義的好處都被銷毀，資本主義的好處卻還沒來；兩頭好處都沒有，而壞處全都表現出來了，工人因此產生了不安。

    　六四也很難簡化為學生的一、兩句民主的口號。比方說，學生批評共產黨，但本身又是在共產黨的薰陶下長大，欠缺對於民主的學習、素質；一旦學生起來了，組織內部也出現了共產黨的表現形式。這反映出反抗強權的人們也帶著強權的烙印。

   　 一黨專政 任何主義都出問題

    　打倒強權之前首先要設計制度，制約人性的慾望，一定要相信只要有權力就一定會被濫用，要有渠道可以抗衡權力遭到濫用。

  　  問：可能包含您在內，很多人對共產主義抱有理想，但現在大陸已經往資本主義過渡，甚至可以理解為共產黨開始揚棄共產主義。在此情況下，是否還該對共產主義抱有理想呢？

   　 答：希望更理想，是社會的憧憬、願望。但是一旦一黨掌權，不管是共產主義還是任何主義，都會出問題。不管是共產主義還是毛澤東思想，都有其理想，這些理想具有吸引力也不難理解；但是，反對不公正容易，建立公正難。二十世紀要建立公正，以共產主義為表達，從理想主義的角度來看，激動過很多人，不過從執行方針、政策來看，很難達到建立公正的社會。

    　過去的經驗證明共產主義失敗了，但誰也不敢講資本主義是最好的，現在的社會還有很多的不公正，不公正不會消失，人類應該學得更聰明、更自省，才能找到美好的道路。